安徽落马副省长与安徽“高层炒股圈”

他们深耕一地

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和资源

也构筑了畸形的政治生态

文 | 胥大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原文首发于总第869期《中国新闻周刊》，标题为《安徽落马副省长与安徽“高层炒股圈”》，不代表市场星报观点。

周春雨（2017年3月）。图/视觉中国

2018年8月，安徽省原副省长周春雨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检方指控其涉嫌受贿、隐瞒境外存款、滥用职权、内幕交易。

作为安徽历史上第7个落马的副省长，周春雨的落马，让“副省长成高危职业”这句话在当地广为流传。

周春雨的仕途止步于49岁。“年轻” “大秘” “本土派”曾是他的标签，而他主政蚌埠时推行的棚改“蚌埠模式”，曾使他成为舆论焦点。他落马后被曝出 “亦官亦商”、内幕交易、“拉关系、搞攀附”，又勾勒出了一个官员的负面肖像。

“大秘”的升迁

周春雨的仕途生涯起步于秘书岗位。1989年，从安徽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周春雨，进入合肥市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工作。

“长着一张娃娃脸、斯斯文文”，在合肥一位退休官员的记忆里，年轻的周春雨谦和内敛，低调又懂分寸，颇得领导赏识。

28年来，周春雨的仕途轨迹从未离开过家乡安徽。成就他最年轻副省级官员的，是他引人关注的升迁速度。

从毕业后进入合肥市委办公厅，周春雨用6年时间晋升副处级秘书。1995年，周春雨调入安徽省委办公厅，用两年时间迈入正处级。

在省市两级办公厅的10年任职经历，让他得以积累深厚的人脉资源。

2000年，顶着“大秘”光环的周春雨调入安徽省财政厅，任经济建设处处长。两年后，他升任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

一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财政厅是安徽市长的“摇篮”，该省多位市长都有在财政厅工作的经历，包括落马的副省长陈树隆、周春雨，都有在财政厅任职的经历。他们大多数人在财政厅任职多年，较为典型的仕途轨迹，是由财政厅副厅长调至地市任副市长、市长，周春雨即是其中一例。

2007年，周春雨赴任马鞍山市副市长，一年后转正任市长。从副厅级晋级正厅级，周春雨用时7年。

2012年，周春雨迎来了仕途的重要节点，出任蚌埠市委书记。

一百年前京浦铁路的开通运行，让蚌埠成为一个铁路交通枢纽，它也由一个小渔村变成安徽重要的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期，蚌埠主要经济指标曾经与合肥并驾齐驱，有“合老大、蚌老二”之称。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合肥、徐州、阜阳等附近城市交通枢纽地位上升，蚌埠优势不在，在经济发展上开始显出疲态。

一位安徽当地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食品城”到“钢铁城”“商贸城”，再到“玻璃城”，城市发展战略上的摇摆不定，让蚌埠这座城市有些无所适从，发展的速度也受到影响。

周春雨主政后，提出要让蚌埠“重振雄风”，“重返全省第一方阵”。在一次会议间隙，安徽省一位主要领导曾问周春雨关于“第一方阵”的定义，周春雨回答是“排进前五”，而这位领导给出的答案则是“至少前三”。彼时，蚌埠的经济实力在安徽的第7位至第9位间徘徊，这让周春雨倍感压力。

相对于产业经济的缓慢见效，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城市的面貌，而大拆大建也一度是地方主政官员搏政绩的范式逻辑，周春雨也不例外。

走在蚌埠的街头，感受最深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和耸立的吊机。在当地人的记忆里，周春雨主政蚌埠留给他们的印记就是“铺路、修桥、盖大楼”。

自2013年开始，蚌埠的棚改和大建设进入高潮期。2013～2017年的棚户区改造项目覆盖整个市区，包含64个棚户区拆迁、31个集中安置区以及相关配套的幼儿园、学校、公共设施建设等，全部项目拆迁面积约350万平方米，还原房建设面积403.8万平方米。

蚌埠在这几年间的城建投入也水涨船高。投资额从2011年的107亿元、2012年的181亿元，到2013年突破200亿元大关，此后一直高位运行。2014年蚌埠城建投资242亿元，2015年达248亿元，2016年约256亿元。

而2013年～2016年，蚌埠市的财政收入依次为182.8亿元、208.4亿元、228亿元、251.2亿元，都赶不上当年的城建投资额。

蚌埠市财政局所作的该市《2016年全市政府一般债务情况的说明》显示，截至2016年底，蚌埠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2613459万元，接近安徽省政府给该市定的债务限额（2714007万元）。

畸形政绩观

炒股的圈子

周春雨落马后，还被曝出涉及证券资本市场的内幕交易。

“周春雨可能是受陈树隆案的牵连而落马。”跟周春雨较为熟悉的一位当地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春雨与陈树隆交情不浅。周春雨主政蚌埠时期，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与分管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的时任副省长陈树隆多有配合，两人经常在同一场合亮相。

两人的落马都涉及内幕交易。在陈树隆一审中，公诉方指控陈树隆在2009年至2015年，作为相关股票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上述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1.21257411亿元，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3746627亿元；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买入上述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3205.8285万元，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3031.1731万元。

而检方指控周春雨作为相关股票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该股票，且情节特别严重。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两人所涉及的内幕交易，极有可能都与芜湖的一家上市公司有关。陈树隆在任芜湖市委书记期间，与该公司关系密切，利用该公司的内幕信息获利，并把这些信息分享给了周春雨。

该公司曾是安徽芜湖一家给奇瑞汽车做配套的油箱生产企业，后来与一家做网页游戏的公司“联姻”上市。知情人士称，两者的联姻本身就很“魔幻”。

2009年，该公司开始操作上市，不过证监会的审批进展缓慢。2010年秋季，陈树隆借自己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带上了该公司的负责人。芜湖市政府驻京办主任孙平负责全程接待。

孙平帮忙联系了证监会的相关人员，安排该公司负责人与证监会人员在小南国饭店吃饭。之后，陈树隆带着该公司负责人到证监会拜会了有关部门负责人，并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希望加速审批速度。

2011年，证监会批复同意该公司的上市申请，主营业务为汽车塑料燃油箱。

然而上市仅3年，该公司股份就成了“壳资源”。其首发募集项目投入的5.5亿元资金，截至2013年末仅产生效益352万余元。而根据其2013年年报，其17位高管的薪酬总额为562.56万元。

2013年下半年，该公司谋划收购上海一家游戏网络科技公司股权，进行资产重组，将重组方案上报证监会审批。据2013年10月该公司公布的重组方案，公司拟溢价26倍、以19.2亿元收购上海这家公司60％的股权。

据当时媒体的报道，此次重组完全达到借壳上市的标准。这家上海公司60％股东权益评估值为19.27亿元，占这家芜湖公司2012年经审计资产总额的233.96％；2012年，上海公司的营业收入为5.87亿元，占芜湖公司2012年营业收入的比例达190.02％。重组方案实施后，上海方主要高管的持股比例分别达到22.82％、20.88％，超过芜湖公司控股股东30.86％的持股比例。

2014年3月，证监会不予核准该重组方案。否决原因是，申请材料中关于上海和芜湖两家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的认定，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83条的规定。

此时，孙平帮助芜湖公司与证监会积极联系沟通。2014年5月，证监会有条件通过了重组方案，但迟迟未下发批复。孙平联系到证监会一位高层，请其关心批复进展情况，并传递有关信息。2014年11月，证监会下发了同意重组的批复。

2014年12月和2015年12月，完成定增后的芜湖公司分别收购了上海公司60％和40％的股份，收购总价近50亿元。当时上海公司的资产总额，远超芜湖公司。这波操作被外界解读为“类借壳”，之所以分两次收购，也是为了避免触发证监会的借壳审查。

成功规避借壳上市审查，芜湖公司摇身一变成为游戏概念股，股价一飞冲天。2015年5月5日起连续8个涨停板，将其股价拉到126.47元。

这场上市交易对双方是双赢。上海公司为上市公司贡献了九成营收利润，推高股价令公司市值暴增，这家公司也借壳芜湖公司完成资产证券化，两家公司的主要高管，一跃进入中国富豪榜名单。

而作为主要资本方的一家基金，在2015年年中股价冲到历史高位后开始大量减持，2016年初获得暴利后悄然离场。

而陈树隆的一位前秘书，与这家基金关系密切，曾经做过该基金的董事长。其在安徽省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陈树隆是背后的支持者，也是获益者。而作为与陈树隆关系密切的官员，周春雨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很多人说他“把钱放在陈树隆那炒股”。

这家基金的这种“精准操作”，并非第一次上演。2012年11月26日，酒鬼酒连续两次跌停，这家基金却在酒鬼酒塑化剂事件爆发之前精准逃顶，备受外界质疑。

酒鬼酒是当年少见的几只大牛股之一，其股价从年初的22.10元，一路飙涨至最高时的61.45元，重仓者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该基金连续两个季度买入880.43万股，一举成为第一大流通股股东。到了第三季度，该基金将其所持的880.43万股全部减持。在此期间，酒鬼酒的成交均价已高达52.75元，这家基金仅在这只股票上就成功获利近2亿元。

这场股市资本狂欢后，前述芜湖公司高层“拿钱走人”，累计减持股份5115万股，合计9.28亿元。而游走在企业与资本市场监管者之间的掮客孙平，善于操盘股票的陈树隆的前秘书，惯用老鼠仓以国有资金坐庄的同时自己私下买入的“股神副省长”陈树隆，以及与陈树隆关系密切的周春雨尽皆落马。

翻开近两年安徽的反腐成绩单，杨振超、陈树隆、周春雨、张庆军、杨敬农等本土派官员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的仕途轨迹都未曾离开过安徽，他们深耕一地，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和资源，也构筑了畸形的政治生态。

周春雨在忏悔书中说要净化用人之风，“对那些拉关系、搞攀附、接天线、抱大腿的坚决摒弃”。他在忏悔书中说“要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形成硬性交流制度”。“我既是安徽政治生态破坏者，也是安徽政治生态受害者”。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胥大伟

编辑：阿九